后发国家发展有两道障碍,苏联只跨越了第一道,第二道尚无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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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成熟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现代化是内生的,从12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然后在西欧,欧洲的现代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内生现代化可以完全发展,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它从欧洲的革命和改革、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随后的殖民掠夺中获益更多。欧洲先发制人的内生现代化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而今天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包括欧洲化(欧洲美化)的道路。

19世纪20年代的伦敦

然而,对于后来者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后发展国家不得不面对强大而不负责任的西方殖民势力。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现代化来自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互动。因此,军事需求是第一位的,这就需要工业化优先战略。面对饱和的市场,后发国家不得不开始从内部汲取资源,因为后发国家不能拥有殖民地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依靠工农业剪刀。最典型的模式是苏联,它在农业集体化后通过连续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法完成步枪的俄罗斯,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生产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的苏联。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

但是许多后发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实现这一步。一方面,很少有政权能够控制整个国家,并拥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他们往往需要经历残酷的内战和革命,才能获得如此强大的控制力。事实上,世界上能够实现的政治权力非常少。而这种政权不会是民主政权,相反,它需要消灭大量的传统力量,包括苏联和韩国的类似道路。如果这些传统力量在民主制度下合法化并得到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印度,那里的制造业仍在挣扎,小企业也在挣扎着支持它们。这种门槛很高,大多数后发展中国家在学习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少跨越这第一个障碍。

印度的小企业被视为典范,但很少有小企业成为大企业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发展问题。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不及时调整这种以牺牲民生为最大化军事生产的模式,就会因国有部门普遍低效而导致致命的资源错配和低效,从而逐渐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最终跌入深渊。最典型的仍然是苏联。虽然一些不发达国家及时实现了市场化,但这种模式仍然会抑制财富在全国的二次分配,导致贫富不均和部分低效率,也容易陷入滞胀或中等收入的陷阱。此外,如果制造系统完备,那么制造业确实可以带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相对短缺的民生和福利反而会抑制其消费能力的形成,从而限制其作为消费市场的价值,这也容易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苏联的解体本质上是低效率的结果

相反,在许多发达国家,民生是最重要的问题,如北欧的全福利社会和西欧盛行的高福利政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正常的历史状态。事实上,西欧、南欧和北欧完全是在国防权转移和放弃全面制造业发展的产物的基础上取得了现在的地位。只有在美国接管欧洲安全事务后,欧洲才能享受如此高的福利。相反,欧洲的尖端技术已经逐渐从世界顶级梯队退出,更多地转移到美国。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意味着欧洲和日本基本上将未来尖端发展的战略机遇让渡给了美国

事实上,美国的福利水平比欧洲低,但正是通过吸收和整合全球资源,美国才能保持比后来者更高的福利水平。美国本身为此承担了相当沉重的结构性成本,尽管他们也赚了很多钱。然而,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美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尖端技术。通过产业转移,美国可以保持这一体系的足够效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吸收劳动力主要力量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于是铁锈地带和“白丝”应运而生。霸权负担造成的贫富差距也是对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这是现有霸权模式的内部危机,至今已逐渐显现。

Rust Belt

后发国家显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如果它们不是美国的盟友,已经跨越第一个障碍的后发国家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发展大量系统的制造业来实现生产,从而占据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因此,解决民生问题仍然缺乏资源和困难,而调整分配结构可能会为未来缺乏竞争付出更多代价。这种困境和为发展所采取的艰难平衡可以说是第二个障碍。这一困境的核心仍然是做大蛋糕,以解决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发展投资。因此,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真的不容易,也没有容易的路可走。第二个障碍必须克服,后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成为世界一流国家。

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是欧洲中心的历史性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