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复行业:盈利模式渐成熟助力土壤修复市场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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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在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土壤修复商业模式,预计利润问题将在土壤修复的潜在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时得到解决。中国要恢复的土壤总量巨大。据“十三五”专家介绍,土壤修复规模将远远超过土壤和大气,达到1万亿元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已经陆续推出并将很快推出的1.7万亿元《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和4.6万亿元《水污染防治计划》。

中国土壤处理的重点分为三类:1 .工业污染场地的恢复;2.矿区控制及相关水污染控制;3.农田污染控制。其中,国家在前两个方面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尤其是城市工业污染场地的恢复,投资回报率高,市场更加活跃。然而,由于范围广、回报少、控制难度大、见效慢等因素,农田污染治理项目的案例很少,但目前有一些盈利案例。我们预计,随着土壤修复市场的深入发展,修复将逐步覆盖城市工业污染、矿区和农田三个领域。未来,当庞大的土壤处理市场帷幕即将拉开时,探索合理的土壤处理商业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1.1传统的“转移前修复”模式依赖政府,行业缺乏造血功能,可持续性差。

目前,中国受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一般由土地储备局控制和管理。环境保护部确认污染场地后,土地储备局组织调查和修复,修复确认后进行拍卖。土壤修复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招标模式和“修复与开发”模式,下面将分别介绍。

投标模式通常将目标分为两个目标:现场调查风险评估和项目修复。除了大规模复杂的污染场地修复外,还将增加技术中试和方案准备阶段。接下来,政府向土壤修复企业公开招标,成功的企业能够负责目标部分的评估或建设。招标方式的优势在于政府在整个土壤修复过程中始终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竣工验收时,可严格控制土壤修复效果,确保土壤修复过程的质量和有效性。然而,招标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中心从拆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并在处理完成后进入土地市场。这种循环通常持续几年。在这一过程中,土壤修复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当大量污染土地同时等待治理时,这将是对地方财政融资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土壤修复行业:盈利模式渐成熟助力土壤修复市场腾飞

案例研究:北京工业企业外迁后的土壤污染控制

近年来,北京大力实施“退二进三”政策,将许多工业企业迁出主城区。根据《北京奥运行动规划?生态环境专项规划》,2008年前,东南郊区和四环路将有约200家企业搬迁。这些工业企业搬迁完成后,北京市区将腾出800万平方米的土地。大多数搬迁企业是焦化、化工或冶炼企业。在几十年的生产过程中,已经对厂区和附近的土地产生了肉眼可见的污染,如工业废物积累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这些被污染的场所威胁到周围居民的健康,并危及生态安全。同时,其良好的地理位置使得将受污染场地重新开发为商业和居住用地成为必然趋势。

自2006年以来,北京已评估和研究了近100个地点,如北四环宋家庄交通枢纽,并修复了其中的20多个。这些深入的修复工程花费了很多钱。就以北京建筑环境修复公司为例。自2007年以来,它已投资超过

招标模式和“整治开发”模式目前广泛应用于工业土壤整治市场,但较少应用于矿区土壤整治市场和农田土壤整治市场。主要原因是工业土壤修复往往来自于工业改造和工厂搬迁,而恢复后的工业用地往往会转化为民用,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企业有权进行土壤修复,以提高土地价值,体现“谁受益,谁治理”的理念。但是,由于矿区土地和耕地的位置和用途的限制,增值有限,企业自愿修复的意愿较低,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未来,土壤修复市场将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土壤修复市场的融资需求。

1.2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希望能解决利润问题。

目前,土壤修复市场的新业务模式主要是ppp模式和emc模式。

ppp(政企合作)模式是目前政府倡导的主要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模式。自2014年底以来,国家大力颁布了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的优惠政策和指导意见,体现了国家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决心和紧迫性。《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年,明确提出在以“七大投资项目”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是“七大投资项目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修复市场引入ppp模式可以说是顺应了国家ppp模式的浪潮。

土壤修复行业:盈利模式渐成熟助力土壤修复市场腾飞

ppp模式解决土壤修复问题的最大优势在于将私人资本引入土壤修复市场。正如我们在上面和以前的一系列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土壤污染具有隐蔽和积累的特点,不能追溯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样的源头,因此“谁污染谁就得到处理”目前,在“谁受益,谁治理”的理念下,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国许多污染场地存在着“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税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很难应用“谁受益,谁治理”的逻辑。为污染场地的修复筹集资金的简单“政府资助模式”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Ppp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消除阻碍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ppp模式的本质是政府给予企业长期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以换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此过程中,政府信用被剥离,隐性政府信用被转化为企业信用或项目信用,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延长融资期限。国内ppp解决土壤修复问题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例如,湘潭市朱埠港区ppp项目已成为ppp运作的典型成功案例。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它。

电磁兼容模式的本质是企业与污染者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为污染者提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通过节能绩效共享收回投资,获取合理利润。Emc的国内运营类似于bot,主要区别在于bot通常针对特定领域的项目,收益在该特定项目运营期间作为收益进行收集,如土壤修复bot项目等。但是,emc经常将空气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土壤污染控制、生活垃圾控制和其他包装项目承包给环境包装项目,并根据企业与业主之间合同中约定的比例分享节能和环境控制的好处。电磁兼容模式优于bot模式,因为电磁兼容包项目可以发挥12的规模效应,综合考虑一个地区的环境问题。由于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动态联系的,电磁兼容的治理效果将会更好

到目前为止,项目承担企业对新余市的整体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在新余市启动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新余市政府在政策制定、税收优惠和资源配置方面支持企业。未来,合同环境服务项目数据库将进一步扩大,项目将在元河工业园区整体环境综合治理、污泥处理、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城市雨水污水分流和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等方面开展。

除了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和电磁兼容模式之外,土壤污染控制特别债券也是未来可以尝试的选项之一。用债券资金完成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后,土地出让或增值后的土地出让金将成为专项土壤污染治理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资金来源。土壤污染控制专用债券的优势在于,债券市场可用于快速筹集污染控制所需的资金。其缺点是,与传统的招标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并不具有创新性,借款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地方财政贡献。此外,债券发行基于治理后恢复的土地未来增值收入。然而,这种增值收益不能保证未来及时偿还本金和利息,并增加了未来耕地和矿区土地恢复以及四线以下土地增值潜力较小的城市的地方债务风险。

案例分析:湘江污染治理,借钱开工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合同环境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是国务院批准的首个区域性重金属污染控制试点方案。在湖南省,它也被称为“一号工程”。《方案》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由于财政资源不足,该项目进展缓慢。以郴州为例。2012年7月,媒体披露郴州市“一号工程”所列的25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均未通过竣工验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到位:25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9.8亿元,但资金缺口为9亿元。

为了解决资金缺口,湖南省推出了重金属处理专项债券。截至2014年2月底,衡阳市、湘潭市、郴州市宿县区和郴州高新区分别发行了16亿元、18亿元、15亿元和18亿元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该债券由衡阳鸿翔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湘潭向真国有资产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郴州新田投资有限公司、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上述四家公司均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区域综合治理、河道整治、企业搬迁撤离、历史废渣处理、土壤修复等43个项目筹集资金。湖南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行重金属污染控制特别债券的省份。湘江重金属治理一直是困难的和可持续的,这是在借钱治理污染的方法下进行的。

2。典型案例为国内土壤修复市场指明方向

2.1“月塘模式”中国工业污染场地ppp模式先锋

2014年初,湘潭月塘区政府与项目承担企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建立“湘潭珠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重金属污染综合修复项目的投资和实施平台。计划投资95亿元,其中约20万元用于环境治理,主要来自财政投资和自筹资金。公司以朱埠港1.74平方公里的面积为依托,专注于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修复项目的投资、管理和服务,实施关闭该区域企业厂房、清除剩余污染、修复清理污染场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预计单位维修成本

紫金矿业污染案例:2010年7月3日,福建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厂发生铜酸漏水事故。9100立方米污水流入汀江,造成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大量网箱养鱼死亡。据初步统计,汀江流域棉花滩库区仅有死鱼和鱼类中毒378万斤。土壤酸度超标近万倍,铜离子浓度严重污染。高能时代,提出了以“垂直阻断”为重点控制项目的铜康沟堆浸场改造方案,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将于2013年完成。事件发生后,紫金矿业经过三年整改,共投资8.3亿元,其中2亿元用于改造湿法厂的生产工艺和管道,6亿多元用于改造尾矿库、蓄水池和污水处理系统。此外,植被恢复投资8000多万元,绿化面积亩,单位成本7400元/亩。目前,高能环境的收入为1.27亿元。

土壤修复行业:盈利模式渐成熟助力土壤修复市场腾飞

2.3农田土壤修复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财政投资

环江流域土壤污染治理案例:2001年,环江县尾矿库遭遇暴雨溃坝,造成环江沿岸数万亩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2012年,广西环江县大环河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控制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650万元,其中中央补贴2450万元,地方配套200万元。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物理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利用植物提取、超仿植物与经济植物间作、植物间距和重金属钝化技术修复了128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涉及3个乡镇的7个村庄。2015年,治理项目通过验收。该项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个土壤修复项目。

处理后,植物提取修复区土壤中镉和砷的含量平均每年降低10%。控制区农产品达到当地正常生产水平的90%以上,农产品重金属合格率达到95%。根据20-50年中长期农业收入计算,恢复1280亩耕地可产生1.56亿元和3.9亿元经济收入。

通过以上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治理,特别是农田土壤修复和矿区土壤修复,基本上停留在事件响应模式,没有深入到足以控制累积土壤污染的程度。这显然与中国土壤修复行业不明确的盈利模式及其对金融资金的依赖有关。“月塘模式”为土壤修复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今后,以ppp模式融资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应成为土壤修复行业的主旋律。

3。国外盈利模式的启示:明确责任主体,完善融资机制

与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土壤修复不同,一种相对成熟的土壤修复模式已经形成。中国的土壤修复市场起步较晚,仍处于起步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土壤修复市场的最大特点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土壤修复融资机制。无论是向污染企业征税还是向土地所有者投资,国家都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土壤修复的责任。先立法,再发展市场。相比之下,中国的土壤修复行业目前严重依赖金融,私人资本参与较少。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尚未颁布明确界定土壤修复责任的法律有关。随着未来土壤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我相信私人资本将进一步介入土壤污染市场,中国土壤污染控制市场的帷幕将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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